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江平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当时正在福建司法学校任教，参加由司法部组织的全国政法院校民商法师资培训班，有幸聆听了江平先生精彩的授课（当时授课的还有张佩霖先生、杨振山先生、张俊浩先生、方流芳先生等人），这是我私法精神的一次重大启蒙。

其后，江平先生时而应邀到福州做学术演讲，我远距离坐在台下再次聆听，先生富于感染力的演说风格每次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事实上先生是在用一种独特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法治建设，正如先生所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在包括先生在内的一批民法学者的呐喊之下，民法在与经济法的论战中赢得一席之地，《民法通则》在历尽艰难后获得通过，这一切都为民商法学（包括民商事立法）于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全面崛起打下牢固的基础，由此，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民法时代，迎来了一个私权全面复兴的时代。

江平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我正在华东政法学院求学，当时，华东政法学院与中国政法大学同属于司法部直属的政法院校，我非常羡慕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学子们能拥有这样一位爱护学生、敢于担当、铮铮铁骨的大学校长。先生去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后，其语“只向真理低头”，让我们领略到法律人与强权抗争、为权利斗争、替弱者代言的勇气和精神。先生作为一名法律人，秉持法律人精神，在公权践踏私权的重大事件中，先生时常发出声音并施以援手，侠之大者如先生是也，先生由此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学者谢泳在《逝去的年代》一书中感叹道：

谢泳实际上是在感叹知识分子精神的消逝，然而，在江平先生的身上，我们依然能看到过去教授的风骨，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说，作为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楷模，江平先生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