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中，某些法院要求律师守纪律顾大局，服从组织安排，进而利用律师的特定身份，将其作为与被告人沟通的桥梁，劝说被告人认罪服判。针对法院该等要求，辩护律师是配合还是拒绝？这是律师界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在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律师的累积，中国律师行业褪去稚气走向成熟，其标志是：律师职业伦理基本形成，是非荣辱已有行业共识，正如在刑事辩护中，律师不能充当公诉人角色，这是底线，也是常识，不容逾越。

目前，我国处在法治初级阶段，旧有体制惯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旧有体制惯性不仅背离法治逻辑，其企图“驯服”法治逻辑的情形亦屡见不鲜，其中，配合的律师，被称为“歌德派”，不配合的律师，被称为“死磕派”。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用法治逻辑祛除旧有体制惯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运用法律技艺，依据事实法律，说服法院法官，才是律师本分所在。

众所周知，现代律师制度源起于私权对公权的制衡，律师是私权抵御公权侵犯不可或缺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律师已由“国家法律工作者”转变为“社会法律工作者”，这是律师角色归位的体现，律师从权力麾下走出，以法律知识和技艺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分工，赢得社会认同，成为公权制衡者，成为私权捍卫者，著名法学家江平称律师为“人权卫士”。鉴于此，司法过程中，法官应恪守司法被动性原则，抑制权力冲动，在法律程序内，理性对待各方当事人及律师，既不主动表扬律师，也不随便斥责律师，这样，法官才能成为公正中立的裁判者，律师才能更好制衡公权，捍卫私权。

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目标是实现法治，为了这一目标，共同体内需要合理分工。法官掌握方向盘，检察官踩油门，律师踩刹车，法学家指挥交通，各司其责，一旦失职，或角色错位，车要么偏离预定道路，要么发生事故。如果律师该踩刹车而不睬，却踩起油门来，就极有可能车毁人亡，最终整车人都是受害者，当事人也不能幸免。从法官“驯服”律师，到律师说服法官，这是中国法治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不能自废武功，更不能“自宫”，而是要苦练内功，增强说服法官的本领，同时，律师行业要增强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交涉力，唯有如此，律师才能赢得社会信赖，而不至于沦为资本或权力的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