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国人铭记于心。在这场运动中，法律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其间，这里，我依据相关史料做一回顾，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在“五四”运动中，有两位从福建走出的法律人为历史铭记，他们是福建闽侯人林长民和刘崇佑。林长民和刘崇佑留学日本研习政法，归国后于1911年共同创办私立福建法政学堂，学堂在全国法政学堂中位居第五，在私立法政学堂中位列第一。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父亲，如今许多人只知林徽因，知道她的“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而不知林长民，以及他的福建法政学堂。

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竟然在和会上成了任由列强宰割的肥肉。消息传回中国后，林长民义愤填膺，与梁启超配合鼓动学生上街。林长民撰写的社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表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长民极具感染力的文章，让北京的学生群情激奋，于五月四号大规模上街游行。为此，有人言之：“五四运动起于闽人。”

1919年5月4日，因在北京赵家楼游行中发生学生伤人放火之事，有32名学生被押送警察厅。上海律师公会对学生表示声援，北京律师公会则决议对被捕学生尽义务辩护(有意思的是，公会还要求公会律师不能接受曾为公会会员曹汝霖的聘请)。林长民连同王宠惠(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前外交总长、司法总长)、汪大燮(前代理国务总理)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向警察厅具书保释学生。曹汝霖本人向当局表示，被捕学生多系盲从，不必为难。被打成脑震荡的章宗祥也托妻子致信国务院，请求释放学生。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政府内部的争取之下，北洋政府于5月7日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其后，1919年8月，“北大学生互控”案发生，刘崇佑闻知此案，挺身而出，担任鲁士毅等11名学生的辩护律师。8月21日该案开庭审理，旁听之位座无虚席。在法庭上，刘崇佑说：“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迁连沦没于浑流之中。年少学生方自以为保吾读书之地，无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职，而不知所谓‘国法’者即将俟隙而随其后”。刘崇佑的精彩辩护，引得法庭共鸣，整个审判历时8个小时方才退庭。8月26日，法庭作出判决，法庭接受了刘崇佑使学生早日返校就学的主张。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救亡图存的热情持续高涨。1920年1月29日，学联组织天津数千名学生包围直隶省公署进行请愿，求见直隶省长曹锐。周恩来、郭隆真等4人被举为学生代表，进入署内。谁知甫一入内，即遭逮捕。在关押近半年以后，检察厅对周恩来等人以“骚扰罪”提起公诉。学联聘请刘崇佑担任律师，刘接信后果断赴津辩护。经过3日的公开审判，法庭认定周恩来等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但是，由于未决期间羁押日数已超过刑期，周恩来等人得以当庭释放。获得自由的周恩来、郭隆真等赴法进行勤工俭学，刘崇佑又赠周500元川资，其后更每月汇款资助，经年未断。
“一•二九”运动后刘崇佑为周恩来等4名天津学生代表辩护的辩护书底稿 （刘岳  供图，转自《海峡通讯》公众号）

1920年2月4日，北京学生于天安门广场集会，反对政府同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在场学生40人，后由检察厅以学生“胁迫政府”“抗拒解散”之“骚扰罪”提起公诉。刘崇佑再次挺身而出，为被捕学生进行辩护。

刘崇佑立志“律师应仗人间义”，周恩来曾称赞说：“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其可谓名至实归。
“五四”运动发生之时，梁漱溟即指出：“我算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人，这一次被捕学生中间，也有我的熟友。”“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慨然恨司法官厅，不去检举筹安会，我们就应当恭领官厅对于我们的犯罪的检举审判。”

康有为认为：“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也。”“夫今之中华，号为民国……其法律生杀，以民意为主，非如专制时之以政府为主也。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政府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梁漱溟主张依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康有为认为应奉行民意来决断。从法治常识来看，如果仅依据民意来决断，而不在法律程序内妥善对待，就容易产生逾越法律界限的非理性行为。依据相关历史记载，在“五四”运动中，许多问题正是在法律程序内来处理，使得刘崇佑等一批法律人才能参与其间，捍卫爱国学生的合法权益。法律人信仰法治并具备法律专业能力，这决定了其在重大事件能起到理性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是“五四”运动法律人参与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