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
 

【相关条件】（本文研究的前提系离婚协议合法有效）

“离婚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能否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 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情形的不同裁判结果，主要由于以下相关条件的变化：

1.其他债权系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或夫妻共同债务；

2.其他债权发生的时间与离婚时间的先后顺序；

3.离婚协议将被其他债权强制执行的财产分割给夫妻一方或第三方；

4.夫妻一方或第三方是否已经法定条件取得其他债权强制执行的财产的物权，即不动产是否已登记、动产是否已交付；

上述条件的不同变化及组合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实践情形，篇幅所限难以一一列举。为便于理解和研究，本文采用先行设定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理想条件，再逐一进行条件变化更换的方式进行推理分析。

【能够排除执行理想条件】（本文推理研究过程中以A、B代替夫、妻）

1.强制执行夫妻财产的其他债权为A的个人债务，则B对该债权不负有清偿义务；

2.A的个人债务产生于夫妻双方签署离婚协议并办理离婚登记之后，则AB签署离婚协议分割财产并非恶意串通逃避债务；

3.离婚协议将其他债权强制执行的财产分割给B所有；

4.B已经法定条件取得其他债权强制执行的财产之物权，即不动产已登记在B名下或动产已交付给B。

在以上设定的理想情形下，依据我国《物权法》第9条或第23条、《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4、25条的规定以及物权的排他性，B能够以其享有的物权，排除其他债权对其名下财产的强制执行。

但当以上条件逐一发生变化，B是否还能以其基于离婚协议的约定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的权利，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

此情形下，B未经法定条件获得对被执行财产的物权，其基于离婚协议对被执行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属性，理论界持如下三种不同观点：

1.债权说：认为约定权属的离婚协议在性质上为债权，仅在离婚当事人双方之间发生效力，一方可基于离婚协议请求对方履行办理过户登记或交付的义务，但该协议不能对抗除当事人外的第三人；

2.物权期待说：离婚协议虽为民事协议，且仅在当事人双方之间发生效力。但所指向的标的物为特定不动产，如一方基于离婚协议已经实际占有使用该不动产，可认为其对不动产享有物权期待权。虽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在综合考虑时间、价值等因素后，该物权期待权可优于申请执行人的普通金钱债权得到保护；

3.物权说：离婚协议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属于《物权法》第9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且在办理离婚登记之后，不动产实际权属情况与登记状态不一致，应当根据实际权属情况认定实际权利人。

由此可见，当B未经法定条件确认其对被执行财产的物权时，其基于离婚协议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的权利是何种属性尚无定论，而对于此情形下，B是否能够以其基于离婚协议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的权利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司法实践中亦有较大争议。

2015年最高院公报案例【（2014）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认为：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产权均归原告（B）所有，这是第三人（A）对自己在系争房屋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该案的审判思路显然系直接以《物权法》第9条认定B对不动产不享有物权，从而认定不能够排除执行。

笔者认为，从【（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及之后最高院相关案例的裁判要旨可看出：

①虽然最高院未依据离婚协议认定夫妻一方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物权，但相较于2015年【（2014）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3号】公报案例简单以夫妻一方不享有物权否认其排除执行的权利而言，最高院对夫妻一方基于离婚协议的约定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的民事权利，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解析，进而判断该民事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执行，系遵循了《执行异议与复议的规定》第24条第3款“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的精神，且最高院在该类案件的审理上，体现出对于实质公平的追求可以突破法定的公示要求；

②自2016年【（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公报案例后，最高院对类似案件均按照相同审判思路进行裁决，已形成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性审判意见。

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即使被执行财产未按照法定要求变更登记或交付给B，B基于离婚协议享有的权利仍能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

在情形一中，即使被执行财产未按照法定要求变更登记或交付给B，B基于离婚协议享有的权利仍能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司法原则，被执行财产尚登记在AB名下或动产处于AB共管状态时，B亦能够基于离婚协议享有的权利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

古罗马有法谚：“债为法锁”，意指债的关系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约束，债务人在债消灭之前将一直在约束下行动，仿佛带着镣铐跳舞。当债务人负担了债务，其一般财产便成为债务履行的保障，在法理上，债务人的财产被称为债权人的一般担保，也被称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故在此情形下，即使不动产已变更登记至B名下或动产已交付给B，但基于债权人权益保护的内在法理要求，B仍不能以其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物权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

根据情形三、四可知，在能够排除执行的理想条件的组合中，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一旦债权形成时间先于离婚时间，B均无法以其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的权利主张排除债权的强制执行。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司法原则，“离婚时间先于债权形成时间”这一个条件产生变化即可否定B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那么，如其他条件也发生变化，B当然亦无法主张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

该情形下，AB实际系通过离婚协议将被执行财产赠予第三人，根据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之规定，第三人依法已取得被执行财产的物权。该情形实际上系与【能够排除执行的理想条件】相符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4、25条的规定以及物权的排他性，第三人享有的物权足以排除其他债权的强制执行。

显然，此种情形与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关于认定赠予关系成立的规定不符，且根据《物权法》第9条、第23条的规定，第三人未获得被执行财产的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