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关注人是文学的使命，尤其是对弱者的关怀。树上春树在《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中说：“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作为弱者的女性，被文学关注，理所当然。一部作品数代人反复阅读成为经典，往往不是因其讴歌强者，而是因其关心弱者，引发悲天悯人的情怀，具有了经久不衰的力量，正是这一力量，将文学和法学连接在了一起，也与法治密切结合。法学是治国安邦之学，治国安邦以法治为依归，对强者制衡与约束，对弱者关爱与保障，实现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文明社会得以形成，法律给予儿童妇女老人权益 “特殊关照”，就是基于对弱者的关爱。胡适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如何对待女人，事关国家文明，法律人应率先成为Gentleman。

可以说，关怀弱者是文学与法学共同的职责，文学唤醒良知，作为法律人，不会无视孟姜女的哭天喊地，窦娥的六月飞雪，秦香莲的满腔怨恨，小白菜的屈打成招，秋菊讨个说法，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无论是法官，或是检察官，还是律师，被文学触动的良心，或多或少都会转化为替弱者挡风遮雨的力量，会在制度的缝隙处留下人性的温暖。正是这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这一个又一个平凡女性，塑造国人最为朴素的正义观，筑起了我们所在社会的底线，让一代又一代人明是非辨邪正。

如今，女性社会角色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女性成为他人权益的维护者，成为主持正义的裁判者，据统计，全国四十多万律师中，女律师占到三分之一多。2019年9月1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发表《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司法机关女性比例显著提升，2017年，女检察官占检察官总数的32.6%，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提高23.6个百分点；女法官占法官总数的32.7%，比1982年提高21.7个百分点。”目前，女法官和女律师的比例还在不断增大。2020年2月24日，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任命57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其中35名为女性，占比61.4%。

3月5日，京东图书发布《2019年度女性线上购书报告》。报告显示，女性用户购书金额占比近三年不断上升。从人均购书金额看，2019年女性人均购买金额与男性人均购买金额额比差距越来越小。从人均购书数量看，年女性用户人均购书量比男性多出1本。看来女性在好学方面正在超越男性，“头发长见识短”已成为历史。女性还有许多胜过男性的潜质，渡边淳一在《女人这东西》一书中指出：“女人比男人忍受痛苦的能力强，生命力更顽强，更能忍受孤独”。当法律人中女性比例不断增大时，对中国法治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文明从善待女性开启，中国法治进步，或许就是从女性法律人越来越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