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南巡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民法渐成显学，开始热闹起来，有一天要吃成一个胖子的架势。可是，学问来不得半点“大跃进”，必须文火慢炖，尽一寸努力得一寸进步，否则，就会走火入魔，步入学术江湖歧途。九十年代初期，我在福建司法学校担任民法课程讲授，其时，司法学校图书馆虽小，但法学期刊杂志齐全，还有不少台湾影印版法学著作（书上印有“内部参考，批评使用”），包括史尚宽、梅仲协、郑玉波等民法大家的宏篇巨著。

一天，我在图书馆翻阅1994年第3期《外国法译评》杂志（1962年创刊，最初主要以译介前苏联法学资料为己任），其中，《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一文跃入眼帘，对作者谢怀栻我一无所知，然而，文章开篇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一口气读完文章，内心震撼，非因文章激情四射，而因文章娓娓道来，平和中蕴含力量，历史沿革条分缕析，制度把握恰如其分，足见作者功力。就为什么需要制定民法典，文中这段文字画龙点睛——

《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一文共五节，分四期《外国法译评》杂志上刊出，第一节前言和第二节法国民法典1994年第3期上刊出，其后陆续刊出第三节德国民法典、第四节瑞士民法典、第五节日本民法典。文章立意之高远，视野之宏阔，令人惊叹，将我带入学习和研究民法的新境界，我就此开始关注民法典制定。谢怀栻究竟何许人也？读完全文之后，我心头疑问仍无答案。那时处在前互联网社会，信息获取不如现在便捷，我问周围同行，没人知道谢怀栻是谁？因这篇文章，我更喜欢《外国法译评》（2001年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该杂志系社科院法学所主办，谢怀栻或许是该所研究人员？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 ，有一位“扫地僧”，他负责打扫藏经阁四十余年，武功高深莫测，且具大智慧，周围人浑然不知。在少室山举行的武林群英大会上，枯瘦的扫地僧身著青袍，一把扫帚，出手相助，讲经说法，力挽狂澜。难道谢怀栻是社科院法学所的“扫地僧”？

1995年10月，我前往北京参加司法部举办的民商法培训班，在这次培训中，我几经了解，方知谢怀栻是社科院法学所的一名研究人员，老先生也，经历坎坷，颇不平凡。谢怀栻老先生1919年8月15日生于湖北省枣阳县，19岁考入中央政治大学研习法律，1943年5月，在重庆地方法院工作，任学习推事（见习法官），1944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取得全国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参加复试，又位居榜首。后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是当时最年轻的推事。1945年日本投降，他放弃了在后方的工作，参加国民政府为了接收台湾专门办的赴台人员训练班。培训班结业后，他随同国民政府指派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到台湾负责接收法院，参与了接收台湾高等法院的工作，并代表高等法院院长接收了当时台湾地区七个地方法院中的6个法院。在台期间，他签发了中华民国接收台湾后的第一份判决书。1947年，谢老先生回到大陆，出任上海地方法院推事，1948年任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民商法。

1949年2月，谢怀栻老先生进北京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1951年2月担任新法学研究院辅导员，1951年12月开始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1957年6月4日，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上，他以《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肃反运动的法律问题》为题发言，他指出：

他的发言后来在《人民日报》刊出，体现了法律人的理想与情怀，可是，正是这些言论，谢老先生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开除公职以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后被送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改造。在近二十年的劳动改造中，他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被苦难压垮，开始自学俄语（谢老先生通晓英语、德语、日语和俄语，即便放在今日，亦属难得）。

1979年，谢老先生平反，年逾60，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此时，百废待兴，尤其法学界，人才匮乏。谢老先生身体力行，夜以继日，笔耕不辍，授课带徒，用其所学，填补空白。据闻，不少法学权威，在民商法方面有所不知时，亦常躬身请教谢老先生。谢老先生荣辱不惊，对过往，对名利，从容超脱。在“光华寮”事件和“中国劳工案”中，谢老先生法理分析，专业阐释，家国情怀，淋漓尽致。他在《毕业60年》一文中写道：“毕业60年，回顾这一生，我给了国家一点点贡献，国家给了我很大的回报，我感谢养我育我的祖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堪称典范。

2003年5月3日下4时，谢老先生于北京辞世，他生前最关心中国民法典制定，曾说：“我希望中国民法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如今，《民法典》已于2020年5月28日颁布，并于2021年1月1日实施，这是包括谢怀栻老先生、佟柔老先生、张佩霖老先生、杨振山老先生、魏振瀛老先生、王家福老先生在内的数代法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我想到大诗人陆游的《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