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公众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呈指数型爆炸，但是这些信息愈来愈趋向碎片化，公众甚至对一些不加验证的、所谓“常理性”的东西，断章取义随便使用。“父母在，不远游”，莫忘了不是不能游，而是要“游必有方”；“温水煮青蛙”，当温度达到某个让人不舒服的临界点时，只有某些愚蠢的人才不会跳出来吧；“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是否存在后半句？多年的信仰竟成弥天大谎，是否荒唐？

在这个众说纷纭、谣言纷飞的时代，如何冷静思之、沉着对之，是每个国人都应该反省的问题。对于律师而言，纵使其观点，或尚有商榷之地，或不被法庭采纳。然有此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对程序实体之挑刺，实为当事人之福、司法公正之幸。

当然，刑辩律师是挑刺，但不是刺头。具有怀疑一切的思维意识和强大的批判意识，如此才能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就谈不上保障委托人的权益。辩护律师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当事人如何感受到司法正义？因此，刑辩律师在面对公检法不合程序法、实体法的做法面前，要勇于说不；在面对不合理的判决时，也要有能力说不。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说理能否被公众理解并接纳，取决于其说理是否合法、责任划分是否公平。但是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背后的法律适用却呈现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于交通事故中的责任认定（亦即双方承担责任的百分比分配）虽然有区分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但是否仍存在规定不够细致的问题？是否交警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虽然在交通事故的认定中一般会考虑行为责任原则、因果关系原则、路权原则、安全原则等用以划分当事人双方责任的原则，但是在这些原则中是否存在优先适用级？各个原则划分责任的权重又是多少？（例如本案中，被害人张某未戴安全头盔是其颅脑损伤致死的重要因素，该违章行为在责任认定中的权重应当如何确定？）第二，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的唯一救济途径就只有申请复核，理由是事故认定书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该事故认定书关于双方责任的认定，与后续的民事赔偿、刑事责任追究存在紧密的联系，却不让当事人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是否合理？第三，在这类案件中，是否存在“我死我有理”的裁判逻辑思维？裁判者为平息死者一方的情绪而有所偏颇？最后，如果在本案中，摩托车一方如果还存在其他违章行为，例如如无牌、无证、超速等，是否责任的认定会发生变化？责任认定发生变化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作为公民无法预料自己的违章行为产生危害结果后会承担何等责任，是否有违法律制定的目的？

对于上述问题或许尚存争议，但这便是律师的挑刺能力，持挑刺的眼光去为当事人争取权益，这种能力正是当事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律师提高执业能力的需要、司法公正裁判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挑刺或被称为“杠精”，但在法律的世界里，挑刺却是一种能力。对于存在的问题，律师应当带着挑刺的眼光，勇于发声，敢于说不，不能顾前忌后，否则，律师何为？

做律师如挑鱼刺，鱼刺不挑，当事人何以食之？以独立思考之精神以发现鱼刺并将之挑出，让当事人食之有味、甘之如饴，亦是律师之大道坦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