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大的直接缘分，源于1994年10月司法部举办的全国政法院校民商法师资培训班。当时，我正在福建司法学校任教，被学校派往参加该民商法师资班学习，该班由法大组织实施，为期十天的培训在法大学院路老校区，授课老师也基本是法大的。十天时间虽不长，但对我影响久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培训是我私法精神的一次重大启蒙。

第一堂便是江平老先生的课———《西方国家民商法》，江老先生化繁为简，条分缕析，直指要害，半天授课，我就获得一个清晰的学习框架，以及对民商法理念的深刻理解，最让我震撼的是，江老先生声若洪钟，每一句话都落在我心坎上，我真正体会到何谓醍醐灌顶，当场就认为大学教授应像江老先生这样！我现在依旧这样认为！

第二堂是杨振山老先生的课——《罗马法复兴与中国民法发展》，杨老先生学养深厚，操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他授课视野宏阔，擅长理论思维，听课后，对民法学的形而上，有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第三堂是张佩霖老先生的课——《民事侵权责任》，张老先生的课十分灵动，他语调极富特色，语言通俗易懂，案例生动活泼，将民事侵权责任理论做了完美的诠释，整个课堂弥漫着民法形而下的烟火气息。

第四堂是张俊浩先生的课，讲的事有关民法价值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张老师严肃严谨，那时，他刚出版了一本让人刮目相看的民法学教科书——《民法学原理》，参加培训的老师人手一册，大家第一时间读到这本书，有种洛阳纸贵的感觉。

第五堂是方流芳先生的课，方先生外表儒雅，他讲的是商法方面的内容，思维缜密，耐听，让人回味，在方先生专业理性表达中，我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他对法治笃定的追求。

第六堂是李静冰先生的课———《公司法》，李先生一副法商精英派头，西装革履，深邃的双眼透过镜片，络腮胡，授课理论与实务兼具，颇具欧美风，让人耳目一新。

如今想来，法大学院路老校区不大，昌平新校区又偏远，但是，法大有一批响当当的法学大家名家，他们让法大名符其实，正是：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在法大虽短短十天，我民法学习却获得长足进步，感谢感恩法大！感谢感恩法大的先生们！

与法大的间接缘分，源于我高中的陈同学，他是我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1987年高考，他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我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我们倆于当年九月份一同乘坐46次列车上学，我中途上海下，他终点北京。他到法大不久，给我写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具体文字已记不清，大体意思是共勉为中国法治建设奋斗，法大与华政就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当到上海站时，陈同学把我送到车厢连接处，有一位长我们好几岁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看着我们，问我：“是来上海上学的吗？”，我点点头，说：“是的”。他又问：“哪所学校？”我答：“华东政法学院。”他说：“跟我来！”他带我坐上华政迎新的大巴，顺利来到华政。这位学长姓戴，福建三明人，1987年华政本科毕业，考上华政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学生喜爱的民法老师。

惊喜的是，1994年10月，戴学长也参加这期民商法培训班，时隔数年，我们又在法大相遇。更惊喜的是，在法大招待所，我巧遇美女同学“小不点”，她来法大参加涉外律师培训班，仍小鸟依人，正在热恋中，男友不远千里赶来“探亲”。我们最优秀的张同学，那时正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张同学、“小不点”和我在法大招待所餐厅小聚，青春岁月没有走远，荡漾在我们脸上，依旧靓丽。后来听说，这段时间，华政人爱戴的曹老师也在法大招待所，正精心准备推动法治进程的“第一讲”。

在法大培训期间，受师兄吴老师（时任福建司法学校民法教研室主任，是我走入法学教育事业的领路人）嘱托，拜见他大学同学姚老师。姚老师是上海人，1983年华政毕业北上法大（原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研究讲授民法，家安法大老校区筒子楼里。我拜见他时，临近晚餐，他绑着围裙，正在煮饭。见我来，他放下手中的锅铲，在兼具卧室客厅饭厅的小房间里，和我聊起来，沪上口音，吴侬软语，谈民法问题，极其认真，绝不敷衍。怕影响他家人用晚餐，我中途告退。论辈分，姚老师也是我师兄，姚师兄应早已过上《民法典》捍卫的“美好生活”。华政人在法大不期而遇，共同走进法治日益兴盛的时代。

我喜欢将中国政法大学简称为“法大”，有法比天大之意，实乃法治本意。如今，在法大昌平校园里，矗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江平老先生的“法治天下”，这是所有法律人的梦想，为法治中国，法律人仍需共同努力。再次致敬中国的法治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