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外公先后在雩都县立中学和南昌葆龄女中任教，直到抗战结束。厦门大学回迁鹭岛，外公也获母校聘用，在教育系谋得教席，同时还受命复建厦大附属小学。后来，他又在厦门一中兼职任教。1950年台海风云乍起，外婆与众多教工家属随厦大理工诸系再次内迁龙岩时，外公还为她到厦门大同中学代课——能在大、中、小学执教，无疑是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1964年，外公被借调入京，接下来一年时间，辗转天津、河北和山西，调研半工半读和农业中学，走下讲台，但并未远离。直到十年浩劫，他才不得不暂别课堂。所幸，七年后外公得以重返厦门大学，从此再未离开，和师生们一起迎来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时刻。1978年的《光明日报》因为那篇讨论真理标准的伟大文章载入青史。就在同一年，外公也有一篇小小文章《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在这张报纸上刊载——春雷乍响，正是每一颗理想种子萌芽的季节。

1984年起，年逾花甲的外公不再担任学校行政职务。此时，他讲授的高等教育学刚刚被确定为二级学科；厦门大学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外公也出版了专著。但他还要为这个新学科的博士点、重点学科点而努力。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将有多少学生将聆听外公传道、授业、解惑……古稀、耄耋这样一些暮色苍茫的年岁，被他活成了第二次“而立”与“不惑”。

如果说外公的一生就是一堂课，上半堂课始于救亡图存的年代、然后经历了建国的喜悦，也要面对文革浩劫。外公是老师，同时也是学生，还是救亡同志会和青抗会会员，当过编辑、干事，在校园里扫过马路、五七干校养过猪……身份变换，是因为偌大中国曾经风雨飘摇，安放不下一张讲台。所幸，下半堂课开始时，风和日丽。

在别人颐养天年的时候，外公欣然开讲。

外公是如此珍惜这下半堂课。长汀时期受萨本栋校长影响，他养成了每次上课都提前十五分钟到教室的习惯，至终如一；直到耄耋之年，外公依然坚持站着讲完整堂课，一站往往就是一整天；言之未尽，就留待近八百场周末家庭学术沙龙。为了传播一生所学、所思、所得，外公不知疲倦地奔走四方，登上天南海北、西洋东瀛诸多学府的讲台。机场、逆旅中邂逅过的多少人，还记住老人家来去匆匆的身影。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课业，他甚至把北上的列车车厢当成课堂，讲完课后踏上月台，直接赶往下一个讲台。

从1984年算起，外公将教学生涯又足足延长了三十多年——用一次人生，上了寻常人两世才教完的课。

我们早已习惯了外公永远在上课的生活状态。哪怕自己也不再年轻，可只要外公还在讲课，我们就感觉不到时日如飞、岁月催人，就不敢把渐长的年岁当成懈怠的理由。因为年纪更大的人还在辛勤工作，还在学习新的知识，领略新的生活乐趣。年近百岁，外公在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里饰演一名大学老师，把银幕变成了讲台，本色演出；年逾百岁，外公的云课堂又吸引了三万名听众同时在线……

外公的讲台日渐多样化，身份却越来越单纯：繁多的行政职务和社会工作陆续卸下，父母恩师、同窗故友，乃至相伴一生的伴侣次第消逝在岁月长河里。似水流年，又为他送来一群群永远年轻的学生……慢慢地，外公所亲、所近的世上之人，都可以算是他的后学晚辈了；慢慢地，“潘先生”成了他唯一的称谓。从《礼记》《庄子》开始，中国人以“先生”指称老师。在研究院，乃至高教学术圈中，不冠姓氏的“先生”二字，大抵就是指外公。这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通过八十多年不知疲倦地讲课，刻画在这个世界上，在人们心里。这个符号隐藏的是特别的身份认同，标识出他最珍惜，也是最后时光里唯一的身份——教师。

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些血亲后人也视外公为师，受言传身教，为他的家风、学风熏陶。学术上，我们不是外公的衣钵传人。但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也不止于血脉，而是永远学习的能力和动力。和他相处的时光，就是我们人生中最珍贵、最长的一课。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点，回眸凝望1935年树德小学的小小讲台，不由心生感慨：这堂课是如此漫长，听课的人一代代，换了容颜；这堂课又是如此短暂，八十七年也不过刹那之间，让人意犹未尽。我们也知道，没有不老的老师，没有不了的陪伴，再精彩、再长的一堂课终要迎来下课时分。就如少年时，我们离开学堂，带着一丝留恋，躬身俯首，道一声“老师再见”

——此情成追忆，不用诉离殇。

这也许是结束，也许不是。如果真有来世，我们一定还能继续聆听外公的讲授。因为他在百岁之际曾许诺：“假如有第二次生命，我还是愿意当老师”。

道别的时刻就要到了。这是外公第一次不能亲口宣布下课。只不过，在我心里，那一篇篇纪念文字，都在校园铃声的伴和下，化为同一个声音，代他道一声：

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