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自然人为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在民间借贷甚至金融借款中都普遍存在。然而，“人有旦夕祸福”，若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或在保证期间内身故，其保证责任如何认定？究竟是“人死债消”，还是由继承者们“父债子偿”？司法实践中时有争论，笔者试图通过以下案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案情概要

2010年5月31日， M银行与C先生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C先生向M银行贷款80万元，借款期间自2010年5月31日起至2012年5月30日止。同日，M银行又与L先生、Y先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L先生、Y先生为C先生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当日，M银行按约向C先生发放了贷款。

此后，保证人L先生于2011年5月2日因故身亡。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C先生未按约还款。故，M银行以C先生、Y先生及L先生的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C先生还款，Y先生承担保证责任，L先生的继承人以L先生遗产价值为限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一审法院未支持M银行对L先生继承者们的诉讼请求，但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L先生的继承者们应在所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C先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判决生效后，继承者们不服二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继承者们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连带保证责任只有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时才产生。L先生死亡时借款（债务）期限并未届满，此时，保证义务并未转化为保证责任。保证义务属于“或有负债”，《继承法》中规定的债务是确定的负债，因此，二审法院引用上述规定判决继承者们承担清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

福建省高院认为：《最高额借款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M银行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生效当日即已发放贷款80万元给予C先生，至此，L先生和Y先生的连带保证责任即产生。

虽然L先生在讼争债务履行期未届满时去世，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继承者们作为L先生的继承人，依法应在L先生的遗产范围内承担相应连带保证责任，即应承担讼争债务的相应连带清偿责任。原二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关于保证人L先生死亡时保证责任并未产生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典型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或在保证期间内死亡的，即保证人在“或有负债”变为确定的债务前身故的，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般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保证是侧重于人身属性的担保，本质上就是保证人凭借其个人信用作为担保措施保证主债务的履行。然而，个人信用只能依附于保证人自身，无法进行转让，其应随保证人的死亡而消亡。故，保证人死亡后其保证责任也应一并消灭，其遗产应由继承人进行继承，无需用于偿还保证之债。

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证之债并非一种人身专属的债务，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之债，所谓“或有负债”其本质是附有一定条件的金钱给付之债，一般是可以被其继承人所继承的。保证人无论在何时死亡，其继承人都应当继承该保证之债，并按《继承法》第33条之规定履行债务。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对保证人去世时主债务的状态进行区分。若保证人死亡时，主债务履行期限已届满或债务人存在违约行为，即保证人需承担保证责任的事由已出现的，则继承人应以保证人的遗产为限承担保证责任。但，如果保证人亡故时，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则应认定保证责任并未产生，其继承人无需在保证人遗产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中，保证人L先生去世时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虽然福建省高院并未就L先生继承者应承担责任的理由进行详细论述，通过本案再审裁定也无法得知二审法院判决的具体观点，但根据本案的裁判结果可知，对于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责任承担问题，福建省高院和二审法院均采纳了前述第二种观点。

笔者认为，我国保证担保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强化交易信用，增加债权人求偿的可能和机会，维护交易安全，保障债权实现。《担保法》第七条亦要求保证人应“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即保证担保的基础是保证人的财产。保证合同属于财产性合同，保证人对主债务的担保实质是以自身的财产进行担保，正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43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提出的，“保证之债在本质上属于附条件的金钱给付之债，只要主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担保人就必须负责偿还。该债务本身并不具有人身专属性，虽然担保人高智在保证期间死亡，但高智的保证之债不能因其死亡而消灭……高智的法定继承人……应当在高智遗产范围内对前述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第一种观点片面强调保证担保的人身专属性，忽略了保证担保的财产本质属性，背离了我国保证担保制度设置的精神和目的，明显偏颇，不宜采用。

第三种观点虽表面上兼顾保证担保的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但仍过于关注人身属性，也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如上所述，保证担保是债权人基于对保证人财产水平认可的前提下，方同意在对债务人还款能力有所怀疑的情况下向债务人出借款项。所谓“天有不测风云”，生命是永远无法提供担保的，若按第三种观点，则债权人不仅需要评估保证人的财产情况，还需要对保证人的健康等影响生命安全的因素进行评估，此必然会大大降低交易的效率和成交可能性，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再者，根据我国《担保法》，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均可以作为保证人。若自然人提供的保证可因其死亡而“无效”，那么法人所提供之保证的效果，是不是也应根据其“死亡”的时间而确定？操纵自然人的死亡是犯罪行为，但操作法人的“死亡”却是合法行为，第三种观点的采信和实施必然会驱使法人保证人想方设法“自杀”来逃避保证责任，这显然是与我国保证担保制度的设置目的相违背的，明显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

综上，笔者倾向于认可福建省高院和辽宁省高院的观点，即保证之债不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因保证人的死亡而消灭，继承者们应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所继承之遗产范围内对保证之债承担偿还责任。

三、案例来源：（2014）闽民申字第14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