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都知道“要珍惜每一个可能无罪的案件”。无罪案件客观上很少，自然非常值得珍惜。但是作为青年律师，更要珍惜每一个有辩护空间的案件，这边特别强调对于收费不高或者来自法律援助的小案件，不能因为缺少经济杠杆的动力，而敷衍了事。一是无论收费高低，刑事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是相同的，只要被侵犯了，同样需要、值得依法维护；二是只有多做案件才能解决常上舞台的问题。一个律师办案是否认真细致、法律研究案例检索、发现捕捉问题的能力、以及遇到挫折时的韧劲强不强，和办案人员打交道时灵不灵活、够不够智慧，都需要具体的办案来展示和检验。常言道，只有小律师，没有小案子。对于有空间的小案子，更要加倍珍惜。

一是刑事辩护可能需要提供“类法律”服务。刑事辩护当然主要是提供法律服务，但是针对有些案件，也应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也要提供一些“类法律”服务，比如心理咨询。2022年7月份，我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聚众斗殴案件时，除了为犯罪嫌疑人解答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积极运用自学的一些心理知识，从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和当事人谈心、交流，让其感受到母亲抚养的不易、当时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严峻形势等，与其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对犯罪嫌疑人的母亲，也提供了一些教育、引导孩子的建议。后当事人的母亲特意表示感谢，称自从律师会见了孩子之后，孩子懂事了很多，乖巧了很多，晚上也不再到处乱跑。

二是精湛的辩护输出需要综合知识的积累。各方面、各领域的知识积累非常重要，不用很精通，但浅显的基本原理最好都要知道，关键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各种专业力量解决问题，保证辩护效果。斯伟江律师在《2023年对年轻律师的寄语》中提到：“法律和其他也要平衡，我们不能只看法律，法律只是社会一个层次，按照我们的理论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也是社会服务的一个工具，是整个社会面的一面，所以你还要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神学宗教等。”青年刑辩律师不应局限于法律方面的学习，还应在掌握各类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下功夫。出色的刑辩律师往往是个杂家，所谓“功夫在诗外”。比如朱明勇律师的文学功底深厚，罗翔老师对哲学经典信手拈来，余安平律师对历史颇有研究，邓学平律师对哲学、神学也造诣不浅，刚上面提到的斯伟江律师是一个大杂家，辩护词既讲究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又不失文采。

刑事辩护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案件，即使是资深律师也可能遇到从未辩护过的案件类型，有些案情涉及政治问题而敏感，有些涉及人数众多卷宗繁厚复杂。遇到敏感、复杂、生疏的案件，不要害怕、心慌、厌烦、抵触。很多律师都建议办案过程中尤其是阅卷的时候养成绘制图表的习惯。图表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视化、条理化。

本人经办的一起强制猥亵、猥亵儿童案件，被害人达到9个。这些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情况如何，和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我梳理卷宗，列了被害人与被告人陈述的对比表，列了各被害人辨认的对比表格，还做了其他一些证据的比对，从中发现了案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把这些存在的问题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例进一步整理为辩护意见，把几个表格作为附件一并在庭前提交给法官，当场得到法官的认可，最终检察院变更起诉意见书，拿掉了一个罪名，我的辩护意见在庭审的时候也得到部分采纳。

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案件，每一个案件都可能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即使是资深的律师，也不可能等准备好所有的知识后再去处理案件，而是应该边办案边学习，边发现问题并进一步挖掘。

如果已经知道客户涉嫌的罪名，在会见前我会做几个方面的工作。1.刑法（哪怕最简单的罪名我都会再看一眼刑法的规定）；2.最高法关于该罪或者该类罪名的司法解释；3.网上检索相关的案例；4.网上搜索相关案件的辩点归纳。做了这几项工作，就足以初步接待客户了。

如果没有时间做这些，那么接待客户的时间不宜过长，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类似的案例和刑事案件辩护的总原则给客户解答，也可以结合程序规定分析案情，坦诚相告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一步研究，才能给出成熟的意见，这是对双方负责的态度的表现。

阅卷后的具体了解案情之后，基本也是重复以上四个步骤。那时时间更充裕，可以更深入做法律研究、案情分析。网上搜索的时候，可以围绕案件的焦点，灵活变换关键词，反复搜索。思考质证意见的时候，也可以运用余安平律师“三板斧”的方法，即“凭什么来取证（取证的法律依据）；凭什么由你来取证（主体资格问题）；凭什么这样取证（取证是否规范的问题）”。另外搜索引擎里大家不要只会用百度，微信搜索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搜索工具。几乎每个问题都会有人研究归纳整理发文。这样几轮研究下来，一开始完全陌生的罪名，你即使不是辩护这个罪名的专家，也已经基本具备发现案件问题、提出相对成熟的法律意见的能力了。

刑事辩护免不了与公检法办案人员沟通。人的沟通，本质上是一种说服的技术和艺术。说服办案人员无非两种方式，一种是勾兑，一种是技术说服。技术说服又分为求情式和专业技术式。近年的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通报出来的案例，可以看到勾兑的土壤依然存在，但是勾兑的空间无疑被进一步压缩。作为专业的刑事律师，应该聚焦技术式的说服能力建设。单纯求情式的辩护收效甚微，更难以得到办案人员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办案人员每年经办大量案件，对当事人真惨假惨早已经钝感。但是如果律师提炼出法律意见干货，则说服办案人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没办好，他们可是要终身负责的。

本人去年在办理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时，被告人比较明显的自首情节，公诉人直到第一次开庭都不予认定，第一次开庭的量刑建议明显偏重，沟通也不友好。我对此坚决不妥协，在发问环节积极发挥发问技巧，在辩论环节紧紧围绕自首等情节充分说理，在休庭时抓住有利时机在法官耳边吹风，强调公诉机关做出的量刑建议相对同案另一被告人是不公平的。本案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公诉人最终认定了被告人的自首情节，并主动降低建议量刑，与第一次开庭的建议相比直降50%。

我相信辩护律师的技术是可以模仿的，这个模仿不是说完全复制，而是学会用他的方法，看看他是怎么解决问题的，看他们是如何破局的。我们应该多向优秀的同行学习。自己身边优秀的同行自不必多说，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要多向全国优秀的同行学习。

我常说的一句话，向大咖学习，虽未必能至，距离总会越来越近。过去的一年，我读完了朱明勇律师的《刑辩私塾》、徐昕律师律师的《无罪辩护》、徐宗新律师的《刑事辩护实务操作技能与执业风险防范》等。在一些高质量的刑辩群里，也有幸得到诸如专业、幽默、乐于分享的杨昆律师的慷慨指点。这些人都是刑辩领域的大咖，有些观点可能存在冲突，但是不影响我汲取他们的精华。

刑事辩护常被比喻为戴着荆棘的王冠，无疑刑辩工作不可能一路坦途。对于当下，律师自身只能加强专业能力和心理抗压能力建设，做到既脚踏实地，又不忘仰望星空；对律师的作用，既不盲目夸大，也不妄自菲薄。纽约特鲁多的医生的墓志铭“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不仅流传于医学界，也常被刑辩律师广为引用，激励着我们刑辩人。